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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攝影史簡論(3-2）



作者：黃明川（1986)
上載日期：06.01.2001


www.geocities.com/Tokyo/Bay/5254/article/af6.html

《戰爭攝影》

　　清代的台灣除有上述的攝影活動，到一八九五年台灣割讓給日本以前，並無新的攝影發展。其中一八六六年至割台的三十年間，台灣本地人與外國人發生許多糾紛，包括軍事衝突，如日軍入侵南部牡丹社，及大規模的清法陸海軍事戰鬥，這些流血衝突是否曾經留下照片，到目前仍不可知。有關進軍牡丹社得「征臺記事」一書，並沒提到隨軍「寫真」一事，也沒留下照片〈註13〉。以當時日本本國已有的攝影能力，隨軍攝影並非不可能﹔然而，牡丹社事件發生在乾性 膠質底片發明之前，扛著奇重無比的器材藥水登山，且在實地戰爭中架暗房，敷感光乳劑和沖洗，實在也不是容易的事。

　　清法戰爭則時間已在一八八四年，是柯達公司改良膠質底片，使之可捲轉於手提的四乘五相機內的兩年後的事了。法國東洋艦隊司令官孤拔，率十五艘軍艦封 鎖全臺要港，猜他不隨艦配備數部膠片攝影機，記錄蘇澳、雞籠、滬尾〈今淡水〉、安平及打狗的地勢，砲戰的過程，驅拜亞德號艦攻破澎湖守軍，以及佔領媽宮〈今澎湖馬公〉及砲台〈在澎湖西嶼〉的等等情形，是說不過去的。手提膠片攝影機的大量生產，帶來西歐、美國攝影的國際風潮，任何人只要教以如何猜測光圈曝光，即能隨地按快門拍攝，且不用臨時暗房來立即沖洗，加上孤拔死於媽宮、法國撤軍，是在一年之後，有此類照片存在，應是相當可能的。只可惜目前無所獲取實例，來支持此一猜論。

　　法軍包圍台灣長達兩年，在台的洋商受海禁的影響，非常恐慌，杜德長期撰文描述洋商社區的變化，投稿於臺海兩岸圈內傳閱的「香港日訊」〈註14〉上，但並無拍攝島上那段時間的有關記載，是否全無這方面的照片，是一疑問。

　　孤拔死後九年，日軍根據馬關條約，進入台灣，逐步消滅反對勢力，掃蕩軍南北包圍，攝影活動 也跟著把從基隆港外艦上換約，指揮官登陸﹔以至到各重要據點村落搜索、逮捕、斬首的行動 ，全面的拍攝下來。市台灣攝影史上首次記錄詳細的流血衝突。

　　膠捲底片流行之前，亦可能有不少小型的糾紛留下照片，如一八六七年台灣本地人焚教會、殺教士，引來打狗英領事率水兵至鳳山﹔一八六八年「樟腦紛爭」起，英領事又電請香港出艦保護，於是駐香港的兩砲艦入安平，水兵佔領熱蘭遮古城，並攻入安平市區。凡此一再發生的事件，或多或少可能由外人攝得，但今日欲尋得這一類的照片，除非有心人保存下來，是相當渺茫的。

　　以上這時代的軍事戰爭，若是有攝影活動介入，不僅增添台灣攝影的幅度，也同時開啟新聞攝影的紀元。

《日本相機與殖民心理》

　　日軍平台後十年之內，西方的勢力完全退出，在台的洋人攝影活動僅止於極少數的傳教士，和專門研究原住民的學者。這時候日本國本土則在全面西化的努力下，悄悄進入照相工業國家。十八世紀末，日本跟進西方，積極研究製造輕型相機與軟膠底片，一九○三年起商業化的業餘手提相機大量生產〈註15〉。台灣也在兩三年後傳入此類器材。前此十年的台灣，因老型相機需專門的操作技術，仍屬於專家的攝影時代，其題材大體不離平地的民俗風景。一九○五年以後，日製業餘手提相機流入，有關高山的景觀，跟著登山者的行跡，慢慢出現。台灣總督府於一九一五年，分派森林治水調查隊和山林課陸地測量部，到中央山脈實際測定山脈地理〈註16〉，並為各山峰定名，山岳攝影從此進入全新的境界。日本皇太子裕人在一九二三年訪台時，當時的日日新報社社長及一名日籍市民，及獻上附有解說的台灣山岳景觀相片集兩本，作為贈禮〈註17〉，可見八年之間的山區攝影活動 相當頻繁，多到可以收編成冊，而一九二六年成立的台灣山嶽會，自然也脫不去與此一攝影潮流互相刺激的關係。

　　日據時代的攝影發展，大致上可以粗分為三項，一是上述所提的山岳攝影﹔二是集中以原住民為對象的異俗攝影﹔三是殖民地建設帶有政治宣傳意義的照片。台灣山脈縱排緊密，海拔高入寒帶線的尖峰者，不勝點數，與日本地理結構一比較，給初擁有這殖民地的日人，多而密集的豐富感覺。日人攝影者從北海寒帶氣候，進入台灣的亞熱帶山區，不去拍幽幽小徑，卻盡攝取各山脈的頂峰稜線，表現壯闊高聳的品質，與清代洋人繞道印度洋、中南半島到台灣時的觀點，頗大徑其趣。一方面固然在距離上臺日接近，日人抵台時仍意氣猶興，沒有洋人遠航的疲憊﹔另一方面台灣歸屬日本，而且是日人殖民地的第一個亞熱帶地域，其新鮮感和吸引力，顯然比從南洋一路過來，早習慣於亞熱帶各地區風光的洋攝影者強得多。這種配合上氣候地形和殖民心理的攝影，此後延續發展，直到台灣總督府內務局土木課決定成立大屯山、次高山和新高阿里山三個國立公園〈註18〉時，到達它的最高潮。一九三九年國立公園協會為了準備在國立公園開幕之前，出版一本官方的攝影專輯，介紹公園內的風光形色，特地從日本聘請攝影家岡田紅陽來台。岡田氏不僅是細膩地觀察出熱帶山林無垠肌理的美感，流露了他個人對綿密樹海與天雲空氣和諧關係的嚮往，更前所未有地，忠實再現了原住民族居的廣渺山地環境。那時歐戰剛要開始，距太平洋戰爭也僅兩年。岡田氏的短暫出現，為台灣山岳寫下了空前的藝術經驗，此後再也沒有人超越過他，更具視覺深度地表現出台灣山岳攝影的媚力了。

　　山岳攝影在岡田紅陽身上發展至巔峰，又關原住民的異俗攝影也經由他，達到了結論性 的結束。台灣初入日本版圖後，日本學者即接踵來台做原住民人種研究。他們自訂研究對象，總不免將原住民用攝影機分段成頭像、半身、全身、正照、側影、盛裝合照等樣子。鈴木作太郎所著「台灣　番族研究」中之各族男女半身裝扮，即是典型例子。學者焦點當然不在攝影本身，照片只不過是用來當作學術研究的工具﹔何況近距離拍攝比較能清楚的顯現人種理論的諸多觀點。有了這種現實背景，除了與原住民起居生活有關的勞動 ，如搗杵舂物、編織和祭舞外，學者拍攝的原住民幾乎清一色近距離直立正面像。其他商業功能的風景明信片，也是形式劃一的反應類似風格。而岡田紅陽面對擁有山地且生活在大自然的山區族群，所抱持的無偏理念，正一反過去半世紀日人統治台灣對原住民好奇、研究、宣傳但少存敬意的殖民心態。岡田氏這種初具人道精神的報導攝影行為，在戰前的台灣是難得一見的。

　　原住民在日據照片中是相當重要的人種群，即使殖民地總督也免不了要拿馴服族酋的照片來當統治成績，使他們出現在有關台灣殖民地的官方宣政書冊裡。但原住民的生活外貌改變得較少，日人在山地所下的努力，畢竟不容易一下子從照片中反映出來，比起新架的台北橋、落成的總督府，是不起眼得多了。視覺說服力歸根究底，是統治策略中不得不考慮的因素，所以往明顯的新聞目標著想，新的辦公建築、賓館官邸、醫院水電設施、軍事營地、街市鐵道、港口糖廠、博物館公園等，自然都被納入代表殖民建設的成果。如此，運用建設照片來加強政治宣傳的效果，從統治經驗中領會出來的攝影宣傳手段，不能不說是日人在台灣攝影史上的創舉。

　　除了以上所提的現象外，純粹技術方面，日據時代的攝影尚有新的改變，比如塗色照片的流行﹔屏東飛行隊增設空中攝影軍機〈註19〉，和一般人像照相館行業的蔓延。然而，比較來說，這些現象已不是攝影在台灣的特殊發展了。

（待續）

（作者為電影導演）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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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13　英文原著The Japanese Expedition to Formosa為D. H. House所寫，在重視軍事行動 的觀點下，果真有隨軍攝影的事實而不提，也是很自然的。
註14　John Dodd, Hong Kong Daily Press，該專欄於一八八八年集成本子。

註15　標明英文〝CHERRY CAMERA〞的手提相機，是公認最早大量商業化的日本相機，「AMERICAN PHOTOPHER」一九八三年。

註16　「台灣寫真大觀」〈一九三二？〉第六○、七七頁。

註17　根據「台北市政廿年」〈一九三九昭和十五〉第一○二頁，台北市民村崎長昶及日日新社長赤石定藏，分別獻兩本照片集給皇太子，分別是「台灣山嶽景觀」，付解說一組〈三○　〉，和寫真________________一卷〈本島風物__________藝術寫真__〉。

註18　昭和十二年十二月，該三區包括了北投淡水、烏來、中央山脈中部、奇來山、東部沿岸和阿里山附近，被指為國立公園候補地。

註19　「霧社討伐寫真帖」〈一九三一〉第八○、八一、一三五等頁附有三張空照相片，由屏東飛行隊的田副中尉與伊藤在霧社事件所拍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