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凌輝作品

黃建亮在他自己的部落格裡所發表的文章：「美國怎麼樣教學攝影」，文章中提到他在美國上攝影課的經驗：「課程裡面是最重要的就是所謂的批評（Critic），就是所謂的創作的Master Critic，每個學期都會換一個非常知名的老師、創作者（Master）等，他主要擔任Critic的角色，Critic的角色其實就是討論作品，原則上同學每個禮拜都應該會把他這禮拜新的作品放在牆上，然後跟大家一起來討論，這個是整個創作過程中最重要的一堂課，所以Critic的課程，都是一次三個小時，而且每個禮拜都進行。」這樣討論照片的經驗，想必在他出國學攝影之前是從未接觸到的，然而，Critic的訓練顯然在美國的攝影創作課程中，是對創作者個人是最受益的一堂課。他回國之後當然會想要把美國 Critic的制度帶回台灣，而實踐的最深入的演練場域就是「影像合作社」，其成員多來自於黃建亮的學生中對影像創作真正感興趣者，或者是願意接受他指導的人，5個聯展的參展人並不完全一致，幾乎都不是所謂攝影創作科班出身，像是何信杏(聯勤兵工技校)、林佩熏(文化大學哲學系)、胡書源(台北工專電機科)、吳啟民(中原大學工業工程系)、王凌輝(淡江大學建築系)等…這些看起來不相關的人為何因緣際會都進了「影像合作社」，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。

做為一個觀察員，在這次的推薦中，並不單純是推薦一個聯展或某些個人，而是企圖推薦「影像合作社」這樣一個影像創作團體發生在台灣1996-2006年間的意義，可能是什麼？我以黃建亮5個策展自述文字為參考，並從兩個角度來試著回應： (1)黃建亮的大主題。(2)創作者的處境。

(1)黃建亮的大主題：

除了第一次及第五次聯展外，中間三次1998年「記路」、1999「闔家光臨」、2000「關係發生」皆被設定主題：「馬路」、「家」、「關係」，這些題目都可以回到每個人自身，因為誰沒走過馬路？誰家沒有故事？誰能不和環境發生關係？他所關心的竟然沒有一個人可以逃避。 「記路」不只是「紀錄」，是對都市景觀的調查與關注，亦是能投射出內心風景的記憶之路，馬路是切割城市的線，亦是人文生態流竄與曝露的縫隙，一條馬路為什麼會長成這個樣子？這條和那一條為什麼會如此不同或相似？同樣的提問都可以套用在「家」之中，家的現況如何？為何會是這樣而不是那樣？家對作者而言又有什麼意義？這些問題都逼得人要把自己和他者之間的「關係」透過影像表達清楚，對黃建亮而言攝影是什麼？攝影似乎是用來把「關係」想清楚的工具，尤其是最基本面的提問，攝影創作不需要急著去碰觸太「遠」的問題，光是把自己站在什麼位置，看到什麼東西，處在什麼狀態，能夠透過作品描述精準就很了不起了，先把「自己」是什麼搞清楚，再來談自己和他者的關係。

(2) 創作者的處境：

台灣是不是能提供創作者一個優質的創作環境？或者說，台灣這種環境培養得出偉大的藝術家嗎？對台灣現實環境的悲觀，似乎是「影像合作社Co-Visions」成立的主因，一段黃建亮所寫的關於合作社的介紹：「Co-Visions 是一個影像團體的名字，集合不同背景熱愛攝影影像的朋友，利用聚會虛擬出一個完全屬於影像創作的空間；在今日現實的台灣社會中，是不存在一個這樣的場域。」至2006聯展自述：「十年來曾經的英雄，如今宛如過街老鼠。曾有的天使，也墮落凡間。曾有的夢想，也有實踐，也有幻滅。台灣的前途依舊不堪，所有的人民也都還在努力。」字裡行間，不勝唏噓。 創作者在台灣，更需要面對是否還要繼續做下去的抉擇，因為創作行為很難成為生活的一部份，而是奢侈的享受，社會上的工作並不多元，糊口的工作和創作常常沒有相關，要靠賣作品過日子很難，創作者如果找不到一個理由，讓創作變成生命一件不做不可之事，到最後創作就會變成一件生活上可有可無的消遣，影像合作社《十年展 Decade Show》：「相濡以沫的態度，在冷清的台灣影像大海中，共渡難關」，大家共同捍衛著一點創作欲望的小火苗，從2000年「關係發生」至2006《十年展 Decade Show》，相隔6年，「大家長」亦不忘以愛的提醒輕輕地「問候」大家，是不是還有在創作，苦口婆心，可見一般。

小結：

歐美藝術理論、與議題對台灣藝術而言，仍是最大的精神導師，台灣創作歷程的不健康，很像是才剛要進入現代主義，又馬上跳到了後現代，糊里糊塗接受了後現代，又馬上要玩當代，可是這些演變，對台灣的創作者而言，很容易消化不良，我們很容易接受了最新的訊息，可是它到底是如何一步一步演變過來的，通常不見得真的清楚。

「影像合作社」的成員不是以追求新穎的表現形式為創作起點，他們的影像形式是跟著概念而走，並且運用攝影創作處理切身問題為探討對象，回歸到生活的基本面，令人感受到創作者發自內心的真切情感，不論是合作社以關注自身的創作為出發點，或是結盟相互提醒彼此創作，出現在1996-2006年之間並且還在進行中的「影像合作社」，是對台灣攝影創作的一劑健康的強心針。